和小志的妈妈和小志一起包饺子，然后大吃一顿。包括饺子和后来的扯面都超好吃。
而且我一个劲地打探豆瓣辣酱的做法，哼哼，记录了十比一的比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我要尝试一下。因为小志家做的豆瓣红辣酱实在太香了。
当然，光有理论容易失误。一个噩耗。我的果冻做失败了。一开始是水多了，暂用了家里的所有碗，最后只好割肉，倒掉一半。第二天，没有凝固，于是放到了第三天，准备烧水烧干一些再来，结果一包饺子给烧糊了。
结果什么也没有生下来，而且我损失了一个非洲大柑橘，它非常的酸。应该很好吃。
文/ 狄马
翻旧报的时候，偶然翻出一条2006年的新闻：1998年3月2日，10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学途中被人绑架，从此失踪。事隔8年，也就是2006年的8月23日，娜塔莎趁绑匪，44岁的通讯师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离开汽车打手机的空挡，冲到附近一所住房的花园里。直到警察来到她的面前，她才知道她已成功逃离了囚禁她8年的绑匪。从此她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非常关心她在被囚8年的时间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和绑匪沃尔夫冈是一种什么关系？
出乎人们的意外，娜塔莎虽然被关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而且经常挨饿，身上到处是伤痕，甚至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她曾长时间地沦为绑匪的“性奴”。但在听到沃尔夫冈畏罪自杀的消息后，她竟失声痛哭。她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我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在谈到她的过去时，她认为，“遭绑架并不全是一件坏事”，“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专家称，娜塔莎患上了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疾病。具体症状就是，当患者长期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病名始于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了6名银行职员当人质。一星期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人们的意料，人质在被救以后，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报道至此，人们当然有理由为娜塔莎的异常表现感到惊奇，但真正使我心头一怔的，是一个报纸上没有出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被绑架，可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绑架会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按说，国家、民族都是个人的集合体，作为整体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如果出了毛病，那么，整体就不能说是健康的。比如，一个人脚上得了脚气，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只是脚上有脚气，但这个人本身没有脚气，一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有脚气。换句话说，整体与整体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割开来看的，局部的问题就是整体的问题。列宁的晚年得了梅毒，我们就说列宁得了梅毒，而不能说列宁没有得梅毒，只是列宁的某一器官得了梅毒。
依照词典对“绑架”的一般解释——用强力把人劫走——来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被强梁者绑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中兴盛世”只是被允许放风的次数多一点而已。证据之一就是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兴废更替都伴随着阴谋和暴力。即使是被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看起来也不像传说中的那般“天真无邪”。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即使真存在所谓“禅让”，“禅让”给女婿和“禅让”给嫡长子，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舜倒没听说把女儿嫁给禹，但晚年莫名其妙跑到南方巡察，还没等发表重要讲话，就死在了那里。舜一死，禹即天子位，南面天下。娥皇和女英觉得事出蹊跷，痛哭流涕，结果把竹子都哭成了斑竹还是没人理。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艳称的两次“禅让”，他们坚持说，每一次都是出于自愿，都是非常愉快地把权力交给了下一届领导人。其实，不用看史学家为评职称编写的“史纲”“通览”一类，甚至不必看“二十四史”，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强力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偷、骗、瞒、哄、吓、诱、胁、拐、煽、拉，裹挟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积聚了足够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前政权。出于人类好同恶异的心理，这些前政权下的子民开始当然并不能适应新的△△，主要是不能适应新的“奴隶规则”，否则，就不可能有“扬州三日”、“嘉定屠城”一类的史话了。但用不了几年，这些最初的人质以及人质的子孙就认同了绑架者的价值。因为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好的药，它可以医治世上任何创伤和不幸。当一切仇恨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笑烟之后，绑架者的价值就成了人质的价值，绑架者的目标就成了人质的目标。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但绑匪毕竟是绑匪，有时弄到人质连饭也吃不饱的程度，二代、三代抑或N代绑匪要“撕票”了，人质终于揭竿而起，破栅毁柙，要绑绑匪的票了，劫持与被劫持的“超稳定结构”才告打破。但仍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人质因为做人质的历史久了，已被体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适应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绑匪，忠臣就这样产生了。什么君臣礼义，什么夷夏之辨，不过是在如何磕头，如何颂圣的动作方面有些微不同，劫持与被劫持的关系不管是什么绑匪坐镇龙庭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因为旧绑匪的“奴隶规则”使起来已经顺手了，不想轻易改变罢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里含冤服刑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假释出狱时，反而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离不开这座已完全体制化了的监狱。为此，老布不惜操刀杀人，以求假释被拒。这时，他已经爱上了这座监狱，监狱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出狱后他毅然选择了自杀。
中国历史上无数殉难的忠臣，宁死不做“贰臣”的遗老遗少所忠于的都是体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绑匪制定了新的”奴隶规则”,如何纳粮，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来的时候，新的人质就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无数鲜血、眼泪、妇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历史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循环。其实，新的绑匪和旧的绑匪有什么不同呢？姓朱的绑匪和姓爱新觉罗的绑匪有本质的区别吗？被赵匡胤的子孙强暴与被铁木真的子孙强暴，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换成俗语说，无非是图个脸熟罢了。然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作用下，一厢情愿的子民们总是幻想旧绑匪要好些。而正是这种幻想性满足构成了历史上忠臣、烈士、义仆、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有理智，有是非的少女爱上了自己的绑匪？又是什么使得一方居民对劫持自己国家和土地的绑匪产生幻想性满足？专家总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在关于娜塔莎的报道中，人质被证实：关在一间没有窗户，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车库里。食物、阳光都依赖绑架者的赐予，以致奥地利警方事后抱怨说，他们无法查证，她是自愿还是被迫与沃尔夫冈发生性关系。实际上，对一个身体都无法自己支配的人来说，自愿与非自愿有什么区别呢？就像生活在一个从财产到言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的人一样，娜塔莎的所有行为都是别无选择的。因而，她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就和一个太监庆幸自己不会犯“生活作风” 问题一样荒唐。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众叛亲离的瘾君子标榜自己“宁静以致远”，就像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标榜自己爱国一样没有意义。娜塔莎被救以后，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的关押地为“我的房间”，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可在一个没有迁徙自由的国度里，人们称自己的国家为“我的祖国”，舆论却视之为天经地义。关键的问题不是娜塔莎“错过了什么”，而是她想“错”的时候，有没有“错”的机会。报道显示，在1998年被绑架的最初半年里，她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她被迫呆在“自己的祖国”，“向墙壁扔瓶子，用拳头捶墙壁，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但是所有的挣扎不过只是徒劳。”这时候无处可逃的娜塔莎，就像“片板不许下海”的“天朝子民”一样，除了热爱皇帝与他的亲贵，还能热爱什么？观察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除了肉身被严格控制以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还源于绑匪和人质获得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娜塔莎在地下室里，是被允许看电视的，但所有节目都是由绑匪挑选后录制下来，再放给娜塔莎看的。绑匪甚至教她“读书写字”，就像独裁政府也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但绑匪在娜塔莎看过报纸后，会严格检查，看她在报纸上写下了什么。“他非常多疑”，获救以后的娜塔莎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时候的沃尔夫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肉身绑匪，而是一个兼书报检查官与广电部门领导于一体的意识形态总指挥。除了控制肉身，他还要改造灵魂。因为绑匪与极权主义领袖一样，仅仅强迫人质为一个他所设定的目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古代君主制下的皇帝所用的方法至为简陋，那就是隔断一切可以使民智开启的信息渠道，用一套自编自说的谎话混淆视听，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则比古代的皇帝聪明得多。他们不再斩断人民与知识资讯的一切联系，而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滤，加工成一张带有明确意图的信息指南网，然后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则批量灌输给人民。这样,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说的时候当然义气冲天，仿佛全人类的安危都系于一身；实际上，对领袖和制度是否忠诚是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删削多少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体制过滤下，谎言变成了家常便饭，无处不在。在由中央当局控制的电视新闻中，除了“动物世界”这种纯粹讲野兽的栏目外，有关人事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甚至连天气预报也不例外。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这是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一份裁决书里的话。崔健则说得更直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3、人质会不时地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如果说在君主专制国家，百姓所感到的压迫远不像自由国家的公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百姓的大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峨眉山雇了几个抬滑竿的轿夫过山。到了山腰，看到他们汗流浃背，好心的哲学家以为他们一定很痛苦，就让坐下休息。正待言语宽慰，突然见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抽着烟斗，又说又笑，还给哲学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你能用11划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哲学家说，不能。他们就说，“是王一王二呀!”随后又大笑不止。这使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用自以为是的幸福观看待别人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是人，求乐避苦，贪生惧死，都差不多。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这话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上讲的，比如，不管是那里人，也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时代，就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无缘无故地抓捕、殴打，也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强暴、恐吓。只要有机会选择，他们都会选择温饱，而不是冻饿；尊严，而不是欺辱；公平交易，而不是随意抢夺；公开审判，而不是秘密警察。区别只在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66岁的约瑟夫·扬切克作为沃尔夫冈的邻居，一年来常常见到娜塔莎，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被绑架的娜塔莎。因为这个女孩看上去很友善，而且经常看到她在花园里出现，有时还看见她和沃尔夫冈开着车一起出去兜风。可他哪里知道，这个被囚的女孩曾利用绑匪带她上街的机会，疯狂地向路人和商店营业员示意，但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眼神。当所有的努力都指向绝望时，她终于开始放弃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承认了她和绑匪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泯灭自我和个性的主奴关系一旦在一个人的内心确立，那么，他就会把来自身外的一切所得看成是主人的恩赐。比如，在娜塔莎被捕的最初半年里，她经常没有东西吃，后来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有了床、衣柜和收音机，她就觉得“主人”真是宽宏大量，慈悲心肠，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吃不饱肚子的；两年之后，她不但被允许读报纸，而且有了书和影碟机，甚至警察在地牢里还发现了英国喜剧片《憨豆先生》的录像带，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父亲，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看不到书报的；再后来，她不仅每天被允许和主人一起吃早餐，而且还一起上街，甚至有时还一起开着车出去兜风，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而且是自己的恋人，潜在的逻辑是，我本来是不配享有阳光和自由的，现在他竟给我了，我怎能不以身相许？……
透过上述诊断，我们不难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因为有绑匪在。只要有绑匪在，就会有人质情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不会一日根治。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消肿止痛，活血化淤，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绑架制度，改变被劫持的历史。一个有志于服务公众的政治家不再是通过绑架，而只能通过投票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绑匪就不再是绑匪，而只是服务于公众的一个职位；人质也不再是人质，而只是宪法框架内一个通过纳税来换取生命和财产保障的公民。这样，绑匪没有了，人质就失去了仰望的对象。人质情结自然冰消雪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随之痊愈，永不复发。
2007年3月15日～4月1日写于长安饮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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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听说了vimeo也被屏蔽了。很好，又让人看清了一点。
今天早晨，听了这首植物大战僵尸的主题歌，心情挺好。
大概是两三年前，和唐朝晖谈过他的书《一个人的工厂》，那个时候书还没有名字，是十几万字的一个文稿。当时我兴趣勃发，但是能力有限。想要用某种我并不熟悉的绘画方式把一切我并不熟悉但是想要铭刻的东西，记录下来，表现出来。因为我相信，尽管经历之类的外在形式是无穷的，但是人本质上所能在生命中体验和发生的东西，却有着相似的样子。
我小时候也有工厂生活的一些片段，经过那些工厂，常常陷入自己编制出来的幻想之中。我也曾经把那些东西写出来（但是在唐上一次编辑的书中，我的工厂故事都被删除掉了！）
无论如何，这本书的出现让我十分高兴。在所有人更加关心那些浮华的表面的时代，有人放慢脚步，去感受和重新感受工厂所带来的体验，并且以最好的形式分享了它们。历史因为记录而存在，时间因为记忆而完整。这么纯真朴实的记忆，让人无比感动。
谢谢朝晖下一次我的书一定还得找你做！
柴静演讲实录 （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
柴静：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谢谢各位。
i’m your fan
这几天dyson推出了新品，无扇叶的电风扇，实在是超好看。关注dyson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感叹Dyson本人果然无愧为英国工业设计界的领军人物。这一次推出无扇叶风扇，产品我是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会有这种革命性的产品出现在dyson这样的品牌，我一点也不奇怪。
这一款DYSON AIR MULTIPLIER“空气增强机”戴森公司表示他们的流体动力工程师花费了4年的时间模拟了数百次，才得以准确地测量出机器所需的孔径与螺旋桨状的引擎基座，并将两者最佳化，而空气的波动则是由一种称为Laser Doppler Annometry的装置所测绘出来的。
James Dyson本人指出，引擎底座是制作出无扇叶风扇的关键。「我们了解到让气流通过引擎底座可以使气流倍增的效果获得提昇，当然了，这正是无扇叶风扇的点子得以成为真实的转捩点。透过这种方式便可创造出无紊流的空气且最终摆脱了扇叶。」
非常好的工业设计，改变了一个产品的原理和人们对风扇的印象。风扇本身也变得更高效，安全，容易清洁。
当然我顺便说一下我的愿望——dyson的吸尘器。谁来送我一个吧！因为我一直是想要买一个吸尘器，甚至研究了一段时间伊莱克斯的三叶虫吸尘机器人。但是市面上的吸尘器千篇一律地难看，对比它们只剩下看功率和数字了。但是dyson的吸尘器十分不同，让我的吸尘器梦想至少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形象：
james dyson也是因为不满意传统吸尘器的尘袋和越来越弱的吸力，才设计了这样革命性的产品。和苹果不同，dyson走上的是一条以产品功能主导的艰难之路。虽然不是从外观处发进行设计，但是却获得了纯粹和现代的外观风格。
说到工业设计，顺便说几个早就有的看法。上一次看到一个神奇的手机设计window phone:
很多人应该也看到过了吧。这张图应该能说的挺明白，就是一个透明液晶屏＋随着天气而改编的桌面，好像是窗口的效果。我个人不太喜欢的就是这种效果图式产品，如果这种概念真的成为产品的话，它不会是好的产品。它就是用了大量的技术和手段，来实现了外观为主导的一个不重要的功能，而没有对产品提出了本质性的建议和意见。而且，对这种效果的支持，其实可以称为一种浪费。
而上一次看到一个体重计，同样也是效果图，就比这个好。它唯一的改变在于内部软件，给出的不是传统的公斤数，而是“离理想体态还要减几公斤”这样的数字，并且很轻松就能够把这个数字折算成游泳，跑步等运动所消耗的能量，告诉你要多少运动量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需求在最小的改变下得到了满足，这样的概念产品至少出发点是节约的。
所以，我是dyson的粉丝。查了一查，现在也就南京成立了戴森公司，广州好像也要办工厂了，估计两年之后，dyson就可以在中国生产了。如果幸运的话，你也可以享受到这么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