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izen同学的观点
昨天收到一条很长的留言，关于曾经写的“为什么选择苹果”文章。感觉很有价值，在此与大家分享。
并且感谢Seizen同学的关注！
思考和参与思考，以及之后的分享让思考更有价值。
Read More如果把全人类比喻成一列驶向未来文明的火车。
因为现今的人类的创造正定义着未来文明，这列火车的形状会有些怪异，它呈放射状，想像一下有很多条长短不一的腕的海星，而给这辆火车提供动力的个人和团体就位于“腕”的末端，剩下的都是维护，使用它的个人和团体。和火车一样，只要不是为了浪费（为了合理），火车头的数量一般来说远少于车厢的数量。
很明显，苹果是这列火车的火车头之一（各种各样有自己的创造发明的个人和团体都是火车的动力之一），它试图开往充满视觉漂亮，交互直觉，容易理解的新系统的一个世界。
从商业角度看，这些个人和团体的marketshare就是它们的牵引力。
基于此，再来理解喜欢使用和不喜欢使用苹果的人。不喜欢使用苹果的人：
作为苹果market的竞争者的别的火车头及其倡导者 —— 它们当然不那么喜欢使用苹果，和苹果不喜欢使用它们一样。
车厢里的一部分特殊需求者 —— 比如说游戏爱好者，他们喜欢使用PS3和Xbox，而且特别是发现PC还可以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之后。
车厢里的一部分始终不渝地忠于初体验并且初体验不是苹果的人 —— 他们习惯了那个系统，就像另外一个人习惯了计算1＋2＋3＋…+99+100从1顺次加到100一样。
车厢里的一部分不使用技术的人 —— 他们选择自己的方式来计算，或者他们根本不用计算。喜欢使用苹果的人，
苹果火车头及其合作者们
车厢里的有这样的见解的一部分人 —— 想把自己从工具中或多或少地解放出来，在这些多一点的时间里做更愿意做的事的人。
车厢里的这样一部分人 —— 愿意为漂亮，得体的设计埋单的人；关注着，认同苹果（把世界开往）的方向的人。以此类推。
心中的洪水
柴静，宋飞，中国音乐学院，命运的琴弦，心中的洪水。
我在考国美的时候，也曾经感叹过：满考室的人画得都很匠气，怎么这么奇怪？
考试结果出来了，我不及格。很庆幸我也能够得到这样得不及格。也很悲哀地知道了，原来去国美学他们那种匠气，就可以考上。
公司里有一本《超越》展的集子，最奇特的是天美的某某某老师，他的海报很不错，在高中生中应该能够获得一些赞许，在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中，如果课程恰好是photoshop基础的话，应该能够获取一个及格左右的分数。改天我把他的图贴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我不知道他超越的是自己还是什么。
另外，我也不知道，他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呢，还是他带的学生也不知道，还是他带的学生知道了却不告诉他？或者是他活在纯净的自我世界之中？
并不是说这个人没有才华，而是说他做的海报不行。不行可以被原谅，因为这么多展可以一个也不参加，如果真的想参加，可以用自己拿手的艺术形式去超越。去参展出镜，印在书上，如果是被人拿着刀逼着的，那我很同情。我不会唱歌，如果有人拿刀逼着我出唱片，那我也不出。
如果都不真实，那还说什么艺术？
天津美术学院，艾得胜副教授作品欣赏。
【转】一个国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文/ 狄马
翻旧报的时候，偶然翻出一条2006年的新闻：1998年3月2日，10岁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学途中被人绑架，从此失踪。事隔8年，也就是2006年的8月23日，娜塔莎趁绑匪，44岁的通讯师沃尔夫冈·普里克洛皮尔离开汽车打手机的空挡，冲到附近一所住房的花园里。直到警察来到她的面前，她才知道她已成功逃离了囚禁她8年的绑匪。从此她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非常关心她在被囚8年的时间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和绑匪沃尔夫冈是一种什么关系？
出乎人们的意外，娜塔莎虽然被关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而且经常挨饿，身上到处是伤痕，甚至警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她曾长时间地沦为绑匪的“性奴”。但在听到沃尔夫冈畏罪自杀的消息后，她竟失声痛哭。她认为，“他完全没有必要自杀”，“我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在谈到她的过去时，她认为，“遭绑架并不全是一件坏事”，“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
专家称，娜塔莎患上了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疾病。具体症状就是，当患者长期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后，便开始对绑架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反常情结。病名始于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扣押了6名银行职员当人质。一星期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人们的意料，人质在被救以后，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报道至此，人们当然有理由为娜塔莎的异常表现感到惊奇，但真正使我心头一怔的，是一个报纸上没有出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被绑架，可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绑架会不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按说，国家、民族都是个人的集合体，作为整体最基本单元的个人如果出了毛病，那么，整体就不能说是健康的。比如，一个人脚上得了脚气，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只是脚上有脚气，但这个人本身没有脚气，一般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有脚气。换句话说，整体与整体有机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割开来看的，局部的问题就是整体的问题。列宁的晚年得了梅毒，我们就说列宁得了梅毒，而不能说列宁没有得梅毒，只是列宁的某一器官得了梅毒。
依照词典对“绑架”的一般解释——用强力把人劫走——来解释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被强梁者绑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中兴盛世”只是被允许放风的次数多一点而已。证据之一就是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兴废更替都伴随着阴谋和暴力。即使是被后世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看起来也不像传说中的那般“天真无邪”。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即使真存在所谓“禅让”，“禅让”给女婿和“禅让”给嫡长子，这里面有本质的区别吗？舜倒没听说把女儿嫁给禹，但晚年莫名其妙跑到南方巡察，还没等发表重要讲话，就死在了那里。舜一死，禹即天子位，南面天下。娥皇和女英觉得事出蹊跷，痛哭流涕，结果把竹子都哭成了斑竹还是没人理。这就是后世儒家所艳称的两次“禅让”，他们坚持说，每一次都是出于自愿，都是非常愉快地把权力交给了下一届领导人。其实，不用看史学家为评职称编写的“史纲”“通览”一类，甚至不必看“二十四史”，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强力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偷、骗、瞒、哄、吓、诱、胁、拐、煽、拉，裹挟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积聚了足够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前政权。出于人类好同恶异的心理，这些前政权下的子民开始当然并不能适应新的△△，主要是不能适应新的“奴隶规则”，否则，就不可能有“扬州三日”、“嘉定屠城”一类的史话了。但用不了几年，这些最初的人质以及人质的子孙就认同了绑架者的价值。因为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好的药，它可以医治世上任何创伤和不幸。当一切仇恨在时间的长河里化为笑烟之后，绑架者的价值就成了人质的价值，绑架者的目标就成了人质的目标。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但绑匪毕竟是绑匪，有时弄到人质连饭也吃不饱的程度，二代、三代抑或N代绑匪要“撕票”了，人质终于揭竿而起，破栅毁柙，要绑绑匪的票了，劫持与被劫持的“超稳定结构”才告打破。但仍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人质因为做人质的历史久了，已被体制完全同化，反而不能适应自由的日子或新的绑匪，忠臣就这样产生了。什么君臣礼义，什么夷夏之辨，不过是在如何磕头，如何颂圣的动作方面有些微不同，劫持与被劫持的关系不管是什么绑匪坐镇龙庭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因为旧绑匪的“奴隶规则”使起来已经顺手了，不想轻易改变罢了。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布，在肖申克大牢里含冤服刑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假释出狱时，反而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离不开这座已完全体制化了的监狱。为此，老布不惜操刀杀人，以求假释被拒。这时，他已经爱上了这座监狱，监狱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出狱后他毅然选择了自杀。
中国历史上无数殉难的忠臣，宁死不做“贰臣”的遗老遗少所忠于的都是体制化了的“肖申克”。等到新的绑匪制定了新的”奴隶规则”,如何纳粮，如何服役，天下又都太平起来的时候，新的人质就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上是如何被劫持的，无数鲜血、眼泪、妇幼的呼喊、老弱的白骨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历史又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循环。其实，新的绑匪和旧的绑匪有什么不同呢？姓朱的绑匪和姓爱新觉罗的绑匪有本质的区别吗？被赵匡胤的子孙强暴与被铁木真的子孙强暴，这里面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吗？换成俗语说，无非是图个脸熟罢了。然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作用下，一厢情愿的子民们总是幻想旧绑匪要好些。而正是这种幻想性满足构成了历史上忠臣、烈士、义仆、贞奴代不乏人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有理智，有是非的少女爱上了自己的绑匪？又是什么使得一方居民对劫持自己国家和土地的绑匪产生幻想性满足？专家总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条：
1、人质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生命处于某种无处可逃的绝望之中。在关于娜塔莎的报道中，人质被证实：关在一间没有窗户，面积不足6平方米的地下车库里。食物、阳光都依赖绑架者的赐予，以致奥地利警方事后抱怨说，他们无法查证，她是自愿还是被迫与沃尔夫冈发生性关系。实际上，对一个身体都无法自己支配的人来说，自愿与非自愿有什么区别呢？就像生活在一个从财产到言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全面控制的极权社会的人一样，娜塔莎的所有行为都是别无选择的。因而，她庆幸自己“没有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就和一个太监庆幸自己不会犯“生活作风” 问题一样荒唐。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众叛亲离的瘾君子标榜自己“宁静以致远”，就像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标榜自己爱国一样没有意义。娜塔莎被救以后，在一份声明中称自己的关押地为“我的房间”，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可在一个没有迁徙自由的国度里，人们称自己的国家为“我的祖国”，舆论却视之为天经地义。关键的问题不是娜塔莎“错过了什么”，而是她想“错”的时候，有没有“错”的机会。报道显示，在1998年被绑架的最初半年里，她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她被迫呆在“自己的祖国”，“向墙壁扔瓶子，用拳头捶墙壁，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但是所有的挣扎不过只是徒劳。”这时候无处可逃的娜塔莎，就像“片板不许下海”的“天朝子民”一样，除了热爱皇帝与他的亲贵，还能热爱什么？观察
2、人质获得的信息是经过绑匪遴选的。除了肉身被严格控制以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还源于绑匪和人质获得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娜塔莎在地下室里，是被允许看电视的，但所有节目都是由绑匪挑选后录制下来，再放给娜塔莎看的。绑匪甚至教她“读书写字”，就像独裁政府也实行义务教育一样，但绑匪在娜塔莎看过报纸后，会严格检查，看她在报纸上写下了什么。“他非常多疑”，获救以后的娜塔莎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时候的沃尔夫冈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肉身绑匪，而是一个兼书报检查官与广电部门领导于一体的意识形态总指挥。除了控制肉身，他还要改造灵魂。因为绑匪与极权主义领袖一样，仅仅强迫人质为一个他所设定的目标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古代君主制下的皇帝所用的方法至为简陋，那就是隔断一切可以使民智开启的信息渠道，用一套自编自说的谎话混淆视听，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则比古代的皇帝聪明得多。他们不再斩断人民与知识资讯的一切联系，而是把所有的信息按自己的需要重新编排、过滤，加工成一张带有明确意图的信息指南网，然后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的原则批量灌输给人民。这样,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说的时候当然义气冲天，仿佛全人类的安危都系于一身；实际上，对领袖和制度是否忠诚是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删削多少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体制过滤下，谎言变成了家常便饭，无处不在。在由中央当局控制的电视新闻中，除了“动物世界”这种纯粹讲野兽的栏目外，有关人事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甚至连天气预报也不例外。
“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当政府开始关起门来的时候，它就有选择地控制了本来属于民众的信息。有选择的信息就是错误的信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创立者不信任任何政府来替我们区分好坏，他们要我们反对秘密的政府。”这是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庭在一份裁决书里的话。崔健则说得更直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3、人质会不时地得到绑匪的恩惠和眷顾。如果说在君主专制国家，百姓所感到的压迫远不像自由国家的公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在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百姓的大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峨眉山雇了几个抬滑竿的轿夫过山。到了山腰，看到他们汗流浃背，好心的哲学家以为他们一定很痛苦，就让坐下休息。正待言语宽慰，突然见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抽着烟斗，又说又笑，还给哲学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你能用11划写出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吗？哲学家说，不能。他们就说，“是王一王二呀!”随后又大笑不止。这使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用自以为是的幸福观看待别人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是人，求乐避苦，贪生惧死，都差不多。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这话是从人的自然本性上讲的，比如，不管是那里人，也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时代，就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无缘无故地抓捕、殴打，也绝对没有人愿意自己被强暴、恐吓。只要有机会选择，他们都会选择温饱，而不是冻饿；尊严，而不是欺辱；公平交易，而不是随意抢夺；公开审判，而不是秘密警察。区别只在人们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66岁的约瑟夫·扬切克作为沃尔夫冈的邻居，一年来常常见到娜塔莎，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被绑架的娜塔莎。因为这个女孩看上去很友善，而且经常看到她在花园里出现，有时还看见她和沃尔夫冈开着车一起出去兜风。可他哪里知道，这个被囚的女孩曾利用绑匪带她上街的机会，疯狂地向路人和商店营业员示意，但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眼神。当所有的努力都指向绝望时，她终于开始放弃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承认了她和绑匪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泯灭自我和个性的主奴关系一旦在一个人的内心确立，那么，他就会把来自身外的一切所得看成是主人的恩赐。比如，在娜塔莎被捕的最初半年里，她经常没有东西吃，后来不但吃饱了肚子，而且有了床、衣柜和收音机，她就觉得“主人”真是宽宏大量，慈悲心肠，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吃不饱肚子的；两年之后，她不但被允许读报纸，而且有了书和影碟机，甚至警察在地牢里还发现了英国喜剧片《憨豆先生》的录像带，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父亲，潜在的逻辑是，人家本来是有权继续让我看不到书报的；再后来，她不仅每天被允许和主人一起吃早餐，而且还一起上街，甚至有时还一起开着车出去兜风，这就更使她觉得绑匪不仅是自己的父亲，而且是自己的恋人，潜在的逻辑是，我本来是不配享有阳光和自由的，现在他竟给我了，我怎能不以身相许？……
透过上述诊断，我们不难发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因为有绑匪在。只要有绑匪在，就会有人质情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不会一日根治。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消肿止痛，活血化淤，吃些清热解毒的药，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绑架制度，改变被劫持的历史。一个有志于服务公众的政治家不再是通过绑架，而只能通过投票来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绑匪就不再是绑匪，而只是服务于公众的一个职位；人质也不再是人质，而只是宪法框架内一个通过纳税来换取生命和财产保障的公民。这样，绑匪没有了，人质就失去了仰望的对象。人质情结自然冰消雪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随之痊愈，永不复发。
2007年3月15日～4月1日写于长安饮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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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演讲实录 （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
柴静：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谢谢各位。
Read More他们把什么都屏蔽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在google.com上搜索“什么”，就会“网页无法打开”。
这个国家的某些人，希望永远地长治久安，但是他们把“什么”都屏蔽了，希望人们什么也不知道，希望自己做的什么事都得不到什么惩罚。
什么时候，一切才会变得正常起来？
Read More于建嵘：中国民众为何抱怨——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于建嵘：中国民众为何抱怨——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各位下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一个和谐的中国走向世界”。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演讲会的主题是“新新中国，走向世界”。而什么才是“新新中国”呢？主办方在这个会议筹办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希望提倡民众要“不抱怨”，甚至还想在中国推动一个什么“不抱怨”的运动。对此，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是民众可不可以抱怨的问题，而是为何抱怨的问题。前不久《人民日报》下来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约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我在河南的洛阳调查，他们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在这篇文章讲一讲的官员和民众“都不容易”的问题，而且重点要讲我们的人民应体谅政府和官员不容易，让我们的人民体谅国家领导人“不容易”，并就这样官员和领导人看了后就会高兴，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我当时是这么回答说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如果官员感到干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从来没有求着他们来管我们。”我们民众可以理解你们官员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员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所以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谈说我们还是希望你写一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看到民间的疾苦，你要民众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要走近真实的中国社会，我们离开上海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你就会感觉到各种抱怨充满了中国社会。如果有机会，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录相，你就会感觉到几万民众用砖头，用愤怒面对我们武警的时候，我们难道说一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理解政府，你们要克制就行了吗？不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我们民众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众为何愤怒，为何走向街头，为何敢于与武警对峙。甚至可以说，面对社会不公和腐败，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权利，他们有权抱怨。作为执政者或学者们，没有权力去指责我们的民众抱怨，而是要想办法去改变它，要让我们的民众不产生或少产生抱怨。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众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讲两个故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的。
第一个是有关河南洛阳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几年我在调查地下教会或者叫做家庭教会。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阳，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我见到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联系人。她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家里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就她一个人了。家庭非常的贫寒，什么都没有，但是她的家里却是一个聚会点。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艰难，我感到很辛酸，但她本人却非常乐观，总是笑容可掬。我对她讲：“你老人家生活这么艰难，每个礼拜天都要做这么的活动，而且你心里充满了快乐，心中永远那么释然，为什么呢？”她这么告诉我的，她说：“我当然快乐，因为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飞的鸟都有生活，上帝那么关心它，难道上帝不关心我吗？”她说，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她不抱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老太太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我在许多信仰宗教的民众那里都看到过，他们把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他们的上帝或神。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并不信仰宗教，我们不知我们的上帝或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很少去思考人生终极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要求我们的民众从上帝或未来世界中去寻找到内心的和谐和平静。我们只能站在这个充满了不平的世俗世界，惊叹天上的飞鸟的快乐了。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的经历。2004天我应邀到台湾去访问。台湾的邀请方给我的条件是在大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可以进行15天的旅游、参观。当时我向邀请方提出一个要求，我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讲完后，你给我一张地图，你派一个司机，在派一个买单的，我说走什么地方就走什么地方行不行？”他们说，没有问题，你随便走。于是演讲完之后我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所有见到的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
“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我的同意他怎么敢拆我的房子呢？只要这个房子是合法的房产当官的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他们会告诉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会依靠法律给我判决，而且是判他们赔很多钱。比如是合法并且是我同意拆是10万块钱赔偿，而不经过同意，法官就会判他赔100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依法判决，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可能腐败，但是只有我有明确的产权和证据，他不能也不敢腐败。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会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就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会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完了。
我接着还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没完没了的假如，议员再腐败，也会特别高兴管我这个事情。因为议员就是希望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有了这个问题，议员只要进行了调查，再经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有可能成为阿扁。我说我不相信，议员也会腐败的，会不管你们的事的。他们说不会的，不信可以试一下。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联系卡。我就要他们给议员打电话，一打电话，议员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台湾的基层议员一来，一般都很兴奋，问遇到什么问题，都表示会为选民主持公道。
我接着还问：“假若议员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么办呢？”。台湾的老百姓告诉我，这很简单，下次选举时不投他的票，让他当不了议员就完了。
我在台湾的访问经历很短。却让我想了很多问题。台湾社会也许存在许多问题，但由于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实现了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台湾老百姓对整个体制有一个基本的认同。他们也许对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党不满，有很多抱怨，但不会对整个体制不满，甚至想推翻它。其实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现代民主国家，民众对待我的问题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为什么讲台湾，因为我们往往以许多理由，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来否定一个现代的社会制度。台湾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血缘，一样的文化，基本相同的文化，为什么台湾民众有那么多“不可能”，而我们却不是这样呢？我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要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确权特别是对财产权的确认很重要。现在我们大陆在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你不要认为什么是你的，那个房产证是没有用的，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吗？不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甚至在睡觉的时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们的农民的土地，说是“集体所有”，可在许多地方已沦为了少数人所有，搞一个什项目就让农民无地可种，无业可就，可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我们的工人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突然说改制了，你就得下岗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这样的事，到处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众不抱怨的上海学者白领们难道不知道吗？事实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个纪录片子，其中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访的。她跪在地上说：“天啊，给我房子，我要一个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我们一个宣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连我们老百姓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民众不抱怨，让我们的民众理解我们的政府。我们没有这个理由。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们或我们的当政者，你要让你的人民不抱怨，你要让你的人民对你理解，你要让你的人民不走上街头，你首先给明确和保障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没有这一点，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没有！
第二，要有权威的司法制度，要让司法成为民众权利救济最后的底线。一个现代社会，社会成员之间或民众与公权机关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利被侵犯了，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民众的法定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要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众不抱怨呢？事实上，我们今天司法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我们的民众已不那么相信司法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和公正。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当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诉你，“我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为了这个不服，公民选择上访，选择进京寻找大领导的上访，他们中有人为“领导批示”在北京坚持数年。而我们的执政者却对信访这种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乐道，甚至把其当成主要的社会救济方式。而现实中，民众则在长期的上访中因被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失去了对国家司法的最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就相当于给他们麻醉剂。是不理要求我们的民众被打左脸，还把右脸给你吗？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仅仅是抱怨，我们还要抗争。因为有了这个抱怨和抗争，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而有权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议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议制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我们可以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利益。这种制度，我们有吗？从行文法来说，我们是有的。但现实中，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参加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你们投了谁的票？我不知道谁是我的代表？我们只知道有三个代表，但是我不知道我的三个代表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假如这一点也不能改变，你怎么叫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中南海要求全国人民不抱怨，你在复旦大学告诉大家不要抱怨，还开展不抱怨运动。我告诉你们，不改变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民众就会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要有一个开放的媒体，让民众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大砖头表示他的抱怨。为了让我们的民众不抱怨和不走向街头，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抱怨的机会，让他们有正常的渠道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而不是给他们一个类似鸦片的“不抱怨运动”。
我说的这些观点，主办方也许不高兴，没有关系，下次不请我。而且，我认为主办方也不会不高兴，因为你们主张不抱怨。那么请首先不抱怨我，假若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而且，我也并不是为了与主办方作对。我讲这些，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应如何对待弱者的情绪，特别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这实际上也一个大国应的。今天上午几位演讲人都提到了中国已成为了大国，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谢谢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问：其实我觉得教授讲的抱怨和不抱怨实在太好了，听了以后觉得特别的爽，因为我特别喜欢打太极，我觉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极一边阴一边阳，而老师讲的制度和权力就像中间的二次函数一样，抱怨和不抱怨，说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线之间的，就是要明确一个制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说中国没有宗教，我忘记哪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儒教就是一个教？我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于建嵘：我理解的宗教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中国的儒教没有终极关怀，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则，所以我一般认为这种东西能否称之为教可以讨论，即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道教有终极关怀就是长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讲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宗教，不是讲没有信教的人，中国信基督教的人据我们调查有6000—7000万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吗，问题在于中国主体文化中没有包含一个终极关怀的意义。我是这么理解的。谢谢你。
上海笑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杨晓：于教授我们昨天已经聊了一些，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能够接受，你说要通过抱怨来采取行动，行动跟抱怨的区分，你的标准是什么？
于建嵘：我没有鼓动老百姓通过抱怨来改变社会。
杨晓：你觉得社会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动，比如发言的时候，如果我发言跟我抱怨有什么区别？
于建嵘：从杨老师的表情来看，她对我批评他们开展不抱怨运动，没有抱怨。我是这么看的，我认为抱怨不抱怨是民众的一种情绪的反应。执政的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更多的去理解老百姓为什么抱怨，而不是说你们都不要抱怨。我说知识分子应该去研究民众为什么抱怨？为什么走向街头？为什么砸你的市政府，为什么打警察？执政的人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改？改到老百姓对我认同，改到老百姓说我真的执政为民。实际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们的农民，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我们的农民，你不对他进行剥夺他就谢天谢地了。他们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因为你抢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难道还不让人家抱怨吗？我们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这里论道，让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杨老师时，就做了两个判断。我说杨老师你是有宗教关怀的人。她说是的。第二你是一个生活过的很好的人，所以杨老师充满着一个心态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这里讲，我们面对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知识界不应该对民众发起呼吁不抱怨，甚至开展不抱怨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国民众的苦难，我们对当政者说，你们怎么改变你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问：于教授你讲的非常好，我是上海工业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我叫吴冬，从今天你的讲话当中使我想起当年龙应台有一名言：“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只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有独立的看法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第二我们现在的执政者对你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和指明的方向有没有在短期能实施并且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谢谢！
于建嵘：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律师和别人不一样。第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中国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所以今天我对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进行了批判。如果今天有所顾忌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讲，我可能讲的比较克制。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杨老师已经说了她不抱怨，她抱怨的话最多下次不请我。所以对执政党是否会听我们的，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关于引进西方制度就更不好说了。以信访制度为例，我曾经与中国的信访高层有过很多次正面的冲突，很多媒体登过，包括国务院法制办人有过冲突。我改变过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只是心中充满了忧虑，我只是说我们可以仰望星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包括今天会议主办方发起的不抱怨运动，尽管我这样批评了，人家要发起还是要发起的。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依然说出我心里所想的东西，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
问：于老师你好，刚才听了你的关于抱怨与不抱怨的讲座，我觉得很感兴趣的，关于你所倡导的四种机制，我个人认为前三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相比第四种开放的媒体，我觉得相比前三种可能产生的效果会慢一点，近年来我们对新闻媒体报道独立性的开放，包括央视新闻也是这样已经在改了，即增加突发事件的报道，但是一些群体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网络媒体的报告最后才引起官员的问则追究，现在我们的媒体和论坛也开始关注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关注细致到什么问题，比如你白天开什么会议？抽什么烟？晚上喝什么酒？甚至晚上跟谁睡觉都深入的揭发一下，我觉得我们改革的突破口还是媒体独立的报道，这样可能会好一些，你能否根据近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作用进行抱怨与不抱怨？
于建嵘：对于媒体我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我认为现在的媒体实际上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现在的感觉开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的开放。网络开放是由于有现代科技本身的特点，不是领导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经常写时评。前不久我写了一个评论，评价深圳市长的问题，我投给了南方的一个媒体，因为它开了我的专栏，后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们投稿过去，他会给我们回信，他说对不起，这篇稿讲的问题很敏感，被主编和谐掉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宫比强奸更可怕。我投给了上海的东方早报，当天就登出来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早报可以刊登出来，而我们南方那么大的报纸不敢刊登呢？因为他们要自我审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一般给人家写稿子说不用不用为难，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没有被枪毙的，因为我写的时候会注意哪些地方和谐。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媒体远没有早几年开放，为什么现在许多问题通过网络可以表现出来，我的结论依然是它没有办法，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研究怎么控制网络媒体的信息传递吗？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个课题，就是现代科技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比如，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生态发生了变化。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你们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也很被动。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的。我调查信访这么多年，信访农民保留最多的就是复印的文件。所以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这是我的结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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