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不可能的改善
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常不常地打来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这样？”
我就差说“阿姨不喜欢这样了”，绷住这句话，我试图劝他们“他会疼，会难受”
“他才不会”他们嘎嘎地笑，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
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不作声，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后来问他“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甚至想要去说他们，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可是你不这么做？”
“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够吗？”
“如果已经理解，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
我哑口无言。
二
我采访姐弟俩。
弟弟卖力地劈柴，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摄像机拍不清楚了，就停下来，说再添点柴。再过了一会儿，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他拒绝了。
“为什么呢？”我有点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
我纳闷了一晚上。
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那时候正烧火，你说你冷了，他很认真的，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后来他发现，你是有目的的，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有做事情的镜头，有火的光，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他发现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不愿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他不愿意。”
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他说。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那是假的。
“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
“这个很奇怪，我以前也没想过，想影响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他们才不接受了。”
三
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
“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我猜。
卢安克对他笑“不行，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
我隐约听见一点“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
他转头问我“你喜欢土吗？”
“当然了”。我认为我喜欢，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
采访结束之后，是傍晚六点多，天已经擦黑了，山里很冷。
卢安克忽然站住了，温和地问我“我们现在去，你去吗？”
“现在？”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
就这一个念头，一切已经逝去。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如果硬要去，弄得满身泥，甚至雀跃欢呼……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
四
“当时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
一开始，我看着他，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之前曾经有同行，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他不是要为难谁，他只回答真问题—–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想好编辑方案的，预知他会怎么回答，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
我放弃了。
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几乎土崩瓦解。
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我以前约束过自己，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这是我的禁忌。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
我看节目的时候，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很羞涩，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
五
然后我才知道，他说他不记得了，是真的不记得了。
“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我想到了，但我做不到。现在我不思考了，只感受，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变成了行为。”
看他的博客，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
他之前写过《与孩子的天性合作》，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几十万字，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他说他不再思考，也不再写了，只是感受。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直到采访时，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
“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像，想像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
“但是即使是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什么样的学生，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可能会失望。”
“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他总是想着这个，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没有什么想像，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所以他才说，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反对“让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
他说“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接着往下问“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
“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
“改变也不是目的？”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已发生”。
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
“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勇敢一点。”
六
“你想要爱情吗？”我问他。
他四十一岁了，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他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孩子，光着脚穿着球鞋，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没经历过。”
我当时的反应，是心里一惊，一紧。
但他接下去说“我在电视上看过，觉得很奇怪。”
“奇怪？”
“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属于我？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
他说过，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
我说“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这好像是天性吧？
“他们属于我，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一种是能放开的，一种是放不开的。
“能放开什么呀？”我还是没听白。
“学生走了，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没有什么依赖的。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对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
“不。”
八
在节目后的留言里，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卢安克给人的，不是感动，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是让你呆坐在夜里，想“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饭桌上，大家说到他，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但他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没回答，只是重复了一遍“这样的人绝不能多”
“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喃喃自语“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会让人们对这个社会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七
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了，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象只小熊一样不动。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能呆住不还手。
“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卢安克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我孤独站在，这冰冷的窗外……”“好汉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然后卢安克记下来，他说，创造本来就是乱来。
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要不要听我的？”
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们都不完美/但我愿意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问“你为谁写的？”
“他”他指向卢安克。
http://luanke.jiaoyu.org/卢安克博客
http://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61927120929889《面对面》节目
Read More圣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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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Waits “Christmas Card from a Hooker i”
嘿查理我怀孕了
住在第九大街
就在那家脏书店旁
林阴道的尽头
我不再磕药了
也戒掉了威士忌
我男人演奏长号
混得挺好
他说他爱我
虽那孩子不是他的
他说他会把他养大
就好像亲生的一样
他给了我一个戒指
他妈妈的戒指
每个星期六的夜晚
他还会带我去跳舞
查理我想会想起你
每当我路过加油站
看着所有的加油工
你曾经戴着那帽子
我还有那个录影带
小安东尼与帝国
但我的机器被偷了
你喜欢那个乐队吗？
查理我差点疯了
在马里奥毁灭后
所以我回到了奥马哈
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
但是那儿我的熟人们
不是死了就是进监狱
所以我又回了明尼阿波利斯
我想，也许我应该留下来吧
查理我想我是幸福的
从我第一次事故开始
我想找回所有的钱
那些买药的钱
给自己买辆二手车
每天随性度日
查理
看在老天的份上
你是否想要知道
事情的真相？
我没有丈夫
他不玩长号
而我需要借一些钱
来付给律师
查理
我会得到假释
情人节的时候
转：不被承认的抗议
作者：长平
唐福珍自焚，是这个年末最令人震撼的新闻。但是，成都市金牛区政府并没有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官员们无法定义唐福珍的行为，因此把她和她的家人的行为一起打包，称为“暴力抗法”，让民众感到巨大的“余震”。毕竟，用棍棒抵抗与自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
首先要澄清的是，用棍棒抵抗也未必就是暴力抗法。唐福珍家的那座小楼，建于1996年，既不是偷偷建的，更不是强行建的，和所在村社签订了《建房用地协议》，还缴纳了4万元青苗补偿费和1万元建房占地款。还未办齐的手续，她也曾努力补办。这十多年来，地方政府一直向她收税，多次为她颁奖。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经历了多年被承认甚至被鼓励的历史，到了政府要用地的时候，就被宣布为违法建筑，这是谁也不能接受的事情。如果不尊重历史，那么中南海也是违法建筑。更不用说，在中国乡村，无数私宅都没有房地产手续。不到拆迁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会去补办。如果金牛区政府搬出的那些法律，真的可以让政府随意拆除民众既有的房屋，那么这些法律统统都应该被废除。
趁着天还没亮，一支包括消防员、医生和迷彩服斗士在内的拆房队伍，就聚啸于唐福珍的房前，进行拆墙毁屋。一家人奋起反抗，于情于理都势属必然。
这些反抗早在金牛区政府的意料之中，他们也准备了应对办法，那就是更大的暴力；也准备了将这些暴力合法化的说辞，那就是宣布对方是暴力抗法。
金牛区政府没有准备好的是，即便站他们自己的逻辑上，唐福珍的行为也很难解释。如果说她的家人还用暴力抵抗了一下的话，那么她往自己身上浇汽油，然后把自己烧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暴力呢？
这里有一个政府官员长期遮蔽、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概念，那就是抗议。在官方认可的公共空间，抗议之不存矣久也。甚至在民间，很多人也忽略了抗议的价值。张海超让医生打开胸膛，人们说他是在“验肺”；孙中界砍断手指，人们说他是为了“自证清白”……其实验肺不必开胸，断指也无法自证清白，这些行为都是极端的抗议。唐福珍采取的是一种更加极端的抗议，也就是以死抗争。如果说唐福珍的死是暴力抗法，那么张海超、孙中界也难逃法网了。历史上所有的自杀自残抗议行为，比如老舍自沉太平湖、傅雷夫妇厕所上吊、韩国男子世贸会场外自焚等等，都应该被判定为“暴力抗法”。
自残和自杀的抗议行为，是一种极端愤怒的表现。在正常的抗议活动中，绝食已经是一种底线。也就是说，有人上街游行示威，政府还可以厚着脸皮不理睬，但是发生了绝食活动，等于表明了决绝的态度，政府必须有所回应。在一个允许存在多种抗议活动的社会，绝食活动并不常见，以死抗争更是骇人听闻。
金牛区政府和大多中国基层政府一样，早已经不习惯民众的抗议，一旦有这种事情发生，首先想到的是暴力对付。为了给自己的暴力行为找到合法的理由，往往就先将对方的抗议活动污名化，比如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发生打砸抢烧行为等。对此，中国的群体抗议活动中，民众尽量避免此类事情发生，上街“散步”或响应“接访”，政府一时没了良策。而个体的抗议则走向极端，悲剧一再发生。由于自残自杀的抗议行为实在令人震惊，官员们也会良心不安，或者担心民众反响强烈，往往都能予以回应，甚至批示“从重从严从快”。张海超的职业病得到了承认，并引发人们对于职业病防治法规的反思；孙中界不仅讨回了清白，而且终结了上海的“钓鱼”执法行为。
金牛区政府首开先例，不仅对唐福珍的自焚抗议不予正视，承认城管局的继续暴力拆房导致她被烧死合法，而且还将她的自焚认定为“暴力抗法”。这是一个非常不体面也非常危险的开始。抗议实际上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剂，如果极端抗议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那么民怨将会寻求别的出路，更多的隐患就此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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